张学良这时候表现出了惊人的沉稳。他为了稳住局势，硬是秘不发丧，对外宣称父亲只是受了轻伤，还在处理公务。这招“空城计”确实高明，让日本人摸不清虚实，不敢贸然动手。
等到张学良化装成士兵，坐着闷罐火车偷偷回到沈阳，掌握了兵权之后，才正式公布死讯。这一手，算是暂时稳住了阵脚。
但是，稳住了阵脚不代表解决了问题，摆在他面前的，是一道必须要做的选择题：是继续跟南京政府打内战，还是投靠日本人搞“独立”，亦或是归顺南京实现统一？
这道题太难了，选错任何一项，不仅是张家父子的基业毁于一旦，整个东北乃至中国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日本人的算盘
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后，并没有闲着。他们看硬的不行，就开始来软的。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派出了特使，甚至还有张学良以前的老师、日本老牌政客林权助，一波接一波地跑到沈阳来当说客。
他们的中心思想就一个：劝张学良不要跟南京政府合作，要在东北搞“独立”，甚至暗示如果张学良愿意听话，日本可以提供金钱和武器支持，帮他称霸关外。
这诱惑大吗？对于一个军阀来说，确实很大。如果接受了日本人的条件，张学良就能继续当他的“土皇帝”，没人管得了他。
但是，张学良骨子里是有血性的，更有国仇家恨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让他去给杀父仇人当傀儡，这事儿他做不出来。
在一次跟日本特使的交锋中，张学良说了一句非常硬气的话。日本人威胁说，如果你易帜，南京政府的力量渗透进来，日本在这个地区的“特殊权益”怎么保障？张学良直接回怼：“我是中国人，我想什么时间易帜，就什么时间易帜，这是中国的内政，轮不到邻居来指手画脚。”
接着，日本人在铁路沿线不断搞军事演习，甚至直接发出战争威胁，警告张学良如果敢换旗子，后果自负。
这时候的张学良，其实内心已经有了定计。
他看清了一个大趋势：北洋军阀的那一套旧制度已经走到头了，三民主义和国家统一是人心所向。虽然他对蒋介石也没什么好感，但在“做日本人的走狗”和“做一个统一国家的封疆大吏”之间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
他明白，只有背靠整个中国，东北才有可能抵御日本这头贪婪的饿狼。
南京方面的博弈
既然决定要走统一这条路，那就得跟南京方面谈。但这谈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对于蒋介石来说，他当然巴不得东北赶紧易帜，这样他在名义上就完成了统一大业，也是巨大的政治资本。
但是，蒋介石也是个精明的算计家，他既想要面子，又想夺里子。他希望张学良交出外交权、军事指挥权，甚至想把国民党的党部直接开到东北去。
这对张学良来说就比较难接受了。易帜归易帜，服从中央归服从中央，但他不能把手里的枪杆子交出去。
毕竟在那个乱世，手里没兵，那就是案板上的肉。于是，双方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。张学良派出了代表去南京，蒋介石也派出了何成浚等人来沈阳。
在这几个月的谈判里，张学良展现出了极其成熟的政治手腕。他对南京方面表示了极大的诚意，承认国民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，愿意奉行三民主义。
但在具体的人事安排和军事编制上，他坚持“东北的事，还得东北人办”。说白了，就是承认你的中央地位，挂你的旗子，遵守你的法律，但我这里的军队和行政，暂时还得我说了算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分治合作”。
蒋介石权衡利弊，觉得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把名分定下来，至于削藩削权的事，可以以后慢慢图之。
于是，双方终于达成了一个默契的底线：东北换旗，服从中央，但保持高度自治，张学良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，继续坐镇东北。
家里难念的经
外有强敌，前有谈判，张学良还得面对一个更头疼的问题，那就是“家里人”不答应。
奉系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，以杨宇霆为首的老派势力，对易帜这事儿非常抵触。杨宇霆是张作霖留下的托孤重臣，号称奉系的“小诸葛”，才华是有，但野心更大，而且一向亲日。
在杨宇霆看来，东北保持现状最好，既不惹日本人，也不听蒋介石的，咱们就关起门来过日子。他觉得张学良太年轻，容易被南方人忽悠。
在很多公开场合，杨宇霆对张学良缺乏应有的尊重，甚至当众教训少帅，这让张学良感到芒刺在背。
除了杨宇霆，还有很多老将也担心，一旦归顺南京，自己的地盘和利益会被重新瓜分。这些内部的阻力，就像是绑在张学良腿上的沙袋，让他每走一步都特别沉重。
为了说服这些人，张学良费尽了口舌，甚至不惜动用家法威严。他反复强调，现在的局势不同了，如果不易帜，东北就会变成日本的殖民地，到时候大家的荣华富贵都得化为泡影。
虽然历史上著名的“杨常而去”（枪杀杨宇霆、常荫槐）发生在易帜之后不久的1929年1月，但这种内部的权力斗争和路线分歧，在易帜前夕已经达到了白热化。
张学良是在顶着可能发生内部兵变的风险，强行推动易帜的进程。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，绝不是一个纨绔子弟能做到的。
1928年的那个冬天，旗帜终于变了
1928年的12月。经过长达半年的拉锯和准备，时机终于成熟了。日本方面虽然还在叫嚣，但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，尤其是英美两国为了牵制日本，表示支持中国统一，这让日本不敢公然发动大规模战争。
张学良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，决定立刻动手。
12月29日清晨，沈阳城内虽然寒气逼人，但气氛却异常热烈。张学良通电全国，宣布：“遵守三民主义，服从国民政府，改易旗帜。”
这一天，东北四省（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、热河）的所有政府机关、军营、学校、商店，同时降下了象征北洋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，升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。
这一幕，不仅在沈阳，在整个东北大地同步上演。
当那面新旗帜升起的时候，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。从1912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，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，这中间十六年的北洋时期，中国大地饱受军阀混战之苦。直系打皖系，奉系打直系，今天你上台，明天我倒戈，老百姓流离失所。
而随着张学良的这一决定，中国在地图上、在法理上，终于合成了一个整体。
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了国际公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